我的母亲,是极其普通的一位农村妇人。为人儿媳,为人妻子,为人母亲。
在我们那个小小的乡镇,方圆几十里,提到她的名字,也许没有人会知道。然而,加上前缀**的儿媳,**的老婆,**的母亲,人们立刻就会从打心眼里敬佩她,佩服她,也羡慕她。
打小母亲是应媒妁之言嫁到我们家的。那时的母亲,不很漂亮,却是心灵手巧。任何活计,只要到了她的手里,经她的手摆弄摆弄,立刻会迎刃而解,活灵活现。儿时的我,模糊的记忆里,有一顶哥哥姐姐戴剩下的“老虎”帽。虽经岁月的打磨,但那副威武的样子依然清晰可辨。紫红色的帽顶,镶着黑边,前额上有一对突出的用黄色和黑色丝线包裹并镶嵌的大眼睛,上方的眼睫毛一根一根的向着两边打着弯儿,让这副大眼睛更加的虎虎生威。“♡”的大黑鼻子占领了面部的最高位置,也是我儿时拿起帽子的最便利的部位。张开的嘴巴,鲜红的舌头,小石头状的牙齿,是我吓唬伙伴的最有力的武器。最有趣的是它的两个耳朵。每个耳朵都用三种颜色的布叠合组成,从前往后依次是:紫红色,蓝紫色,黑色。紫红色,一定是为了和帽子的整体颜色保持一致。而我最喜欢的是中间的那个颜色,因为戴起这顶帽子来,只要一运动,耳朵就会随着风前后摆动,天气晴朗的时候,在阳光的照耀下,中间的蓝紫色布料会反射太阳光,显得更加的漂亮。这顶老虎帽,还有一条长长的尾巴。像年轻女子的麻花辫,又黑又长。戴着它,出来玩,尾巴会随身体的摆动,不停的摇晃,那可是神气的很喽。在村里,与我年龄相同的孩子,就有六个。在闲暇的时候,我们都戴着妈妈们的工艺,出来玩,出来炫耀,比比谁的最漂亮,最神气。当然了,每回,我都是赢家。骄傲的背后,潜藏的是母亲的功劳。也自然的为她赚取了不少的赞扬声。
小时候,穿的鞋子都是妈妈一针一线缝制的。鞋面上绣个蝴蝶,绣些花朵,五颜六色的丝线在妈妈的巧手下,愈发的乖巧,听话,也把我打扮的如花般可爱。家里自然的少不了做鞋的样子,家里的针线笸箩时常是满满的,都是邻家婶婶大娘让帮忙做的。
在农村,每年的寒食节,七月十五,过大年,女人们都要做面食。惟妙惟肖的动物,各种各样的花卉,加上颜色的点缀,更加的惹人喜爱。尤其 是男孩子的生日,一定要做十个用面捏的相同的小人儿,个个形态逼真。那时村里,没有什么零食,这就是唯一的干粮。也是男孩子享有的比我们最特殊的礼遇。每逢这些节日,妈妈都忙的不可开交。东家叫,西家请的,自然的是冲着她的面食手艺来的。
在妈妈的光环下长大,时刻觉得有这样一个母亲真是骄傲啊。
渐渐的长大了,对母亲的理解和定义也不在是她的那些如数家珍的手艺,而是母亲的做事,为人的涵养。
在我们家,我没有姑姑,也就是说,爷爷奶奶没有女儿。只有两个儿子。爷爷对母亲很好,刚过门时,妈妈羞涩,爷爷会主动往妈妈碗里夹菜夹肉,以便不让母亲拘谨。奶奶虽然蛮横,也较霸道,但爷爷的态度一如既往,没有所谓的夫唱妇随。慢慢的母亲融入那个家庭,也慢慢的占据了属于自己的位置。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,我们可以理解这样的情形。而这些细节,母亲也常常会回忆起来,讲给我们听。在我们兄妹的印象里面,每一次家庭的聚餐,爷爷奶奶都会坐在最尊贵的位置,妈妈的第一碗饭,也总是端给他们的。几十年来,从未改变。
1996年,奶奶去世。临终前的几个月,母亲就像女儿一样,侍奉在她的床前,洗洗刷刷,做吃做喝,直至奶奶闭上眼睛。奶奶走后,二叔一家就搬迁到内蒙住了。从那以后,爷爷就和我们一起生活了。直到2002年,爷爷去世,六年时间,一个锅里吃饭,冬天的时候,我们会在一个炕上睡觉。两千多个日日夜夜,一家人磕磕绊绊一路走来,应该说,也是不容易的。但,妈妈没有和爷爷哪怕是一次红过脸,一次拌过嘴。冬天闲暇时光,妈妈会在每个温暖的午后陪着爷爷聊天。给他洗脸剪指甲。听他絮絮叨叨讲那些陈年的往事,儿时的饥荒,年轻时的游走江湖,后来的成家立业,他老家河南的生活习俗,等等等等。
爷爷年纪大了,有时也近糊涂,对于他的要求,妈妈尽量满足。有时他有点不听劝,妈妈也会最大限制的容忍。
2000年的时候,爷爷的身体,大不如前。吃饭要吃最烂的,因为牙齿没有了嘛。每次母亲做好了饭,盛出我们的,再在锅里多给爷爷煮会,让饭更软点再给爷爷端过去。看着爷爷动了筷子,才给我们盛饭。多少年来,母亲的习惯依然没有改变。行动上,爷爷走路摇摇晃晃的,总也不稳当。那时,痰盂就留在家里面,以免爷爷万一意外,弄褥子上,炕上。说来,爷爷真够刚强的。白天,他大小便会自己出去,虽然拄个拐杖,但样子着实令人担忧。真怕有个闪失,跌一跤,就更麻烦了。家人的叮嘱,他总是不听。有几次,他要大便,毕竟腿脚不灵便,走到半路,拉了一裤子,要么去了厕所,也弄一大堆在裤子里面。父亲抱起爷爷,给他换衣服,难免有点怨气,说他真是“害人”,好好的如果拉在痰盂里面,就会免去很多的麻烦。而母亲却总是默默的收拾残局。当时,院子里有一个大铁盆,里面时常有爷爷的脏衣服。母亲从来没有一点怨言。天天洗,天天晾,日复一日,街坊邻居都知道了母亲的孝道。有人会不解,母亲总是淡淡的一笑,都是老人,几十年了,公公也就像自己的老父亲。也许爷爷的倔强也是想给母亲少点麻烦,殊不知,他这样给了母亲更多的看似累赘。但,母亲从来也没有一丝抱怨。再后来,爷爷不能起床了,天天躺在炕上,母亲会给他翻身,擦身体。有时也需要父亲帮忙。再后来,爷爷的知觉明显弱了许多。只要一揭开爷爷的被子,就有一股恶臭,熏的人睁不开眼睛。父亲不在的时候,母亲依然为爷爷换洗。那些看似难熬的日子,母亲一天天的平静的走了过来。
如同女儿的儿媳,爷爷也会疼惜。在爷爷”临走”的前一天,城里的嫂子有点事情,让母亲回城一趟。母亲舍不得丢下爷爷,因为母亲的直觉觉得爷爷的大限之期不远。而爷爷却执意要母亲走,说,照顾孩子们要紧。果不其然,母亲走了的那个晚上,爷爷静静的离开了。就如母亲后来给我们讲的,爷爷知道自己要走,怕母亲一个人在家害怕,就提前把她支开了。(那些日子,父亲经常不在家的。)
葬礼上,母亲哭的泪人儿似的。生人一定不知道,她只是儿媳。家里忙前忙后,灵堂前,跪着趴着,那一幕幕,在我们那个小山村,至今记忆犹新。
母亲以一位儿媳的身份,六十年来,尽到了的女儿应尽的全部义务,静静地地送走了两位老人。她的言行,教育了她的五个子女,也成为了十里八乡妇人们的楷模。
母亲20岁出嫁,比父亲小一岁。在农村有句俗语:“女大一岁,好活一辈”。他们的结合也正好印证了这句话。婚后,在外面,父亲当着村里的干部,常常把家里的东西往大队贴,弄的一家人捉襟见肘。母亲只好抠着门缝过日子。但也从没埋怨过。在别人看来他真的有点缺心眼儿。不过一直到现在,父亲也总是这样的热心肠。村里村外,人人都知道。自然也送他哥“大好人”的头衔。而在家里,父亲却大大咧咧,大事小事从来不过问。也许是从小父母宠爱的缘故,因为二叔比父亲小二十多岁,比哥哥还小,所以,父亲一直以来都是奶奶的“掌上明珠”。家里的事情,全是母亲操劳。老人病了,母亲伺候,田里的庄稼,父亲不在,母亲找人帮忙打理。孩子们上学,相继上初中,高中,需要当时看来很大一笔费用,母亲东挪西借,东拼西凑的,让哥哥姐姐读完高中,上了中专和大学。
在那个人头多,按劳力挣工分,填饱肚子的年代,母亲一个人扛起一家人的重担,还要接受奶奶冷嘲热讽的挖苦,当然更要承受生活的重压。一个人里里外外,没日没夜的做工干活,还要缝缝补补一家人的衣物。没有人能知道她到底是靠着怎么样的毅力挺过来的。
但功夫到底不负有心人。哥哥姐姐相继工作了。这给父母的脸上贴了不少金。
母亲本来人就瘦小。多年的生活压力,让她早早的白了头发,掉了牙齿,腿脚也不太灵便。
从我参加工作后,他们应该能安享晚年的。可是,打小习惯劳作的他们还是闲不下来。种点庄稼,喂点牲畜。母亲还是一如过去的勤快,把屋前屋后的小块的土地种上玉米,香瓜,葵花……让小辈们解馋。
父亲喜欢玩牌,经常整夜不归。儿女们唠叨,叮咛,总也不太管用。年轻时似乎需要管教,可是从小的不羁,谁能约束。母亲有时也想对策,可是收效甚微。后来,就干脆由着他了。母亲的心态我们能理解。父亲就那么个爱好,她怎么能剥夺?再说,时常怄气也不是办法,只要不耽误农事,由着他便好。母亲对父亲的容忍超过一般人的想象,有时我们觉得父亲就像个孩子般的在母亲面前放肆,而母亲除了妻子的身份,也如姐姐般照顾、呵护着他。
我们姊妹们工作都忙。偶尔抽时间回家去看看他们。每次回家前,都会提前打电话。母亲就会早早的在家等候。把屋子打扫的格外干净,深怕怠慢了我们。做我们喜欢吃的饭菜。也为我们准备需要的自家地里产的农作物。
她一天乐呵呵地进进出出的忙碌,我们看在眼里,也好生心疼。但对于她,这也许是最好的礼物馈赠。难得她的乐意,我们默默的只好接受。
有一次,同事调侃的说,她回娘家了,临走时母亲哭的一摸一把的,她心里酸溜溜的。问我,我临走时,母亲一定哭的更甚,因为我的母亲年纪更大?我听后,木讷地摇了摇头。因为,我从来也没有见到母亲流泪啊。
是啊,我们姊妹五个,迎来送往的,每年要去母亲家多少次。如果,母亲每回都这样,她的心怎么能承受得了呢?也许,在许多年前,在我们上学那会儿,从一周一次回家,到一月一次,再后来工作了,也许一年一次的回家探亲。母亲也许都习惯了。习惯了孩子们的来回,习惯了孩子们的远行,也习惯了这样的相处的方式。
有人说,是母亲的心太硬。我争辩,不,不是。母亲是这个世界上我们见过的最善良,最温柔的女人。只是,她知道取舍,知道轻重,知道缓急。子女是父母一生的牵挂,母亲也懂。但是,父母的坚强不是儿女最有力的后盾吗?父母的放心,不也是我们不断前进的动力吗?母亲的不舍,始终放在心底。和她待在一起的时间,她会不紧不慢的和你聊生活,聊为人处事。临走时,她会嘱咐,有空再回家。儿女们都有自己的事,自己的家,自己的生活,这些母亲都懂。她把这些所有的牵挂都深深的浸含在送别我们的眼睛里。
驱车缓缓的驶出村口,依稀能看见大门外母亲向前探着身子,不停的挥手。那牵挂的眼神,只有她懂,我们也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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